一、引言

作为一场知识分子参与并直接回应“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虽然进入今日公众视野的民国乡村建设屈指可数，但据当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郑大华，2000：456）。80多年后的当下，当美国2001年对内遭遇IT泡沫崩溃、对外遭遇“9·11”恐怖袭击无暇东顾而中国获得举世瞩目的高增长并重新成为世界焦点之际（这与民国乡村建设时西方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并且演化为世界战争可以相比），当代乡村建设也于同期再次兴起并持续至今。

作为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的一线实践者，我们不满足于常见的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类分析框架，认为应该“跳出乡建看乡建”，打破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在时空和叙述上的割裂，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内外环境与基本脉络。通过回到历史脉络，我们尝试指出：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除了百年耻辱和百年抗争外，同时伴随着百年破坏与百年建设，它们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并构成了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张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涉及的三个“百年”（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非精确意义上的历史年代划分，而是宏观意义上对西潮冲击下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泛指，重点在于通过指出“激进、乡村破坏、乡村建设”之长期性与平行性，以建立三者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联，强调不同阶段之乡村建设虽然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都可视为整体性状态或趋势的一定体现。

二、他毁与自毁：乡建视野下的百年激进

面对外界的批评与不理解，梁漱溟指出自己之所以选择乡村建设，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危机在于“自毁”和“他毁”这两种力量的叠加与互动：“自救适成为自乱。在这自乱当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强其破坏。（而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梁漱溟，2005：197-201）。具体到影响及效果上，他甚至认为“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梁漱溟，2005：151、152）。对此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黄宗智也有着相似的认识（黄宗智，2000：21）。

梁漱溟所谈到的“自毁”和“他毁”，一定程度上联系着乡村建设视野下的“激进”反思。在这种视野下，中国近代历史脉络中的“百年激进”既非一般的“冲击-反应”，也非个别人物或派别的思想主张，而是因西方挑战和影响而引发出社会内外各种力量的连锁反应，以及共同产生的时代氛围与社会势能。“激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刻且全面，但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产业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为更好地切入讨论，下面先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激进”的讨论进行简单回顾。

（一）“激进”讨论简要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界试图对80年代的一些命题进行反思和重新把握，在“激进／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现近现代思想的复杂脉络正是其中影响较大并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种思路（杨念群，2001：68）。

在余英时1994年的分析中，激进不是指具体的思想或特定的学派，而是指一种态度或倾向，并在这个层面上将保守理解成激进的对立项。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阶段的历史分析，他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余英时，2006：422）。对于这种激进化进程的影响，萧功秦认为其“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的决裂，……不可避免地具有与现实国情、政情脱节的倾向”（萧功秦，1999，序言，2-3、314）。林毓生则以“中式乌托邦主义”来指称这种“五四”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状态，它的突出特点是“强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又极强的乌托邦主义”，同时带有封闭性和排斥性，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几乎没有警觉，反认为这种“中式乌托邦”是一个最能系统地、全盘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运动（林毓生，2006：467-469）。我们认同这种对“破坏性”的自觉，但认为它不是中国“五四”以来反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特印记，其排斥性与破坏效果同样存在于延续至今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及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中。

面对各种保守与激进的“拉锯战”（萧功秦，1999：序言，4）或以之为二元对立框架的讨论，姜义华和陈炎（2000：36）认为：激进主义的确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应主张跳出“激进”与“保守”二元对立的立场，才可能避免简单化处理可能带来的新遮蔽。类似的反思在不同论述中也有所推进，许纪霖（2000：41）就认为“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的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杨念群则指出：在这场争论中强调激进主义占主导地位和强调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学者都共享同样的前提——“都是对使用现代化标准衡量近代思想的无条件认同”。但实际上，“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任何保守主义式的复兴言论都已不是一种孤立状态的传统复兴运动，而是现代化叙事积极干预下的一种阐说。这实际配合了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杨念群，2001：71-72）。之所以如此，除中国思想史界长期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支配外，长期忽视民间与底层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杨念群，2001：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