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激进化”进程本身就存在着内部张力，而非连续单线的过程。有学者就认为从二三十年代起，那些要求西化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激进的过程中实际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学‘破产’的困惑；第二是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困惑”（许纪霖，2000：39）。我们认为，这些屏障同样有助于理解本文所述三个“百年”之同时存在与互动张力。

基于以上简要回顾，我们认为现有“激进”论述主要从文化和政治两个角度展开，较少涉及经济、生态等领域；过多强调各种层面的“激进”作为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特殊性，相对忽视“激进”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进程中对于第三世界、弱势群体和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的普遍性；[1]主要基于知识领袖和政治人物等上层精英的言论和主张，较少从普通民众及具体社会状况（特别是乡村、农业、底层）出发进行讨论，且对各种“激进”间的内在联系和复杂张力缺乏处理。

（二）双重破坏中的“去脉络”进程

如果回到前文梁漱溟所指出的“他毁”和“自毁”，“自毁”是由“他毁”引发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内在体现，同时还与“他毁”结合且相互引发，进一步催生出更为激进的社会土壤，叠加构成更为深刻的危机与双重破坏。

比起“他毁”，“自毁”更具广泛性、长期性和隐蔽性。如果说前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后者则深入到内地与广大乡村；如果说前者因为战争、侵略、屈辱和不义而面对着各种形式的抵制与警醒，后者则因各种“自强”论述所内含的道德制高点而难以自觉；如果说前者是被动的“遭遇”，后者可以说是某种主动的“配合”。这么说，重点不在于两害相权，而是希望指出其中的双重性与复杂性。

无论“自毁”还是“他毁”，“毁”了什么？这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破坏与信心层面上的丧失，更包括由此所开启的“去脉络化”进程及产生的深远影响。所改变和偏离的脉络，不仅涉及国情与资源条件制约下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基础，也包括国人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认同。我们将在下节以乡村为例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下面先从纵向角度简单勾勒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体现与影响。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西碰撞所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对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体系建立有着奠基性意义。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中）体（西）用说”[2]及其指导下的洋务实践的破产，工具层面之“西化”的有效性受到根本质疑，由此产生着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这些变革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具有“都市本位、工业优先、成本代价向乡土转嫁”的共同特点。“后自强时代”更深刻和广泛的实践对乡土社会与底层民众来说，却可能产生“乡土社会整体性衰败”这一不期然的效果。

作为“自毁”突显的关键时期，甲午之变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然而1894年只是连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结点，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一系列挫败，时人面对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奋起求变，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槃后的“制度决定论”，它逐步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也因民族自尊与自救而产生了启蒙这一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有所作为的时代主题，以致“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及古老历史在新世纪骤然断裂”（许纪霖、陈达凯，1995：2-3）。由此激发起对数千年农业文明形态与乡土社会（也包括相应的心理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拒绝与批判，进而引发20世纪上半叶“以农立国-以工立国”论战，外加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以致除经济基础的激进化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产生革命土壤外，对乡土社会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也逐步开始激进化。

从“三农”和宏观视角看，这种对现代化的激进追求并未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中止，冷战格局和对工业化的迫切需求继续为不同形式之激进化提供着强劲动力，并确保了政治正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过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获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虽然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独特国情与小农村社经济这一基本现实，但迫于外部国际形势与客观环境变化[3]，为配合当时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更加重要的脉络（相比“小仁政”的“大仁政”）——依靠苏联在朝鲜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所可能提供的工业化援助，在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中为工业化与现代国防争取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进一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保障与民族独立——对广大农村的经济基础与治理结构采取影响至今的“激进化”改造[4]。对于这段特殊历史，不应认同于割裂对立的主流叙述和今人视角的简单评判，而应放回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脉络中进行理解。且不说全球范围内任何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激进，对于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身处必须以工业化为生存保障和基本条件的全球“丛林法则”，形成国家资本为主的工业化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5]但仍需清醒意识到，该时期对“三农”所进行的巨额提取及其为国家“工业化”与各种危机化解做出的重大贡献（温铁军等，2013），而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将产生高昂的制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