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虽然政治意义上的“激进”思潮与实践似乎给“三农”松绑了，但经济上的“激进”改革却让“三农”在“市场化、全球化、非农化”的时代强音中承受着隐蔽却更具规模的成本与代价，并最终以世纪末的“三农”问题为表现而集中爆发。

回顾百年历史进程，不应仅从中国内部或主观层面进行思考，还需充分联系特殊时空条件下的外部宏观环境——在这个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所谓的“极端的年代”里，资本主义的成本和代价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作为基本事实，随着1929—1933年西方大萧条与民国白银危机而加剧放大；两场世界大战所掀开的“热战—冷战—后冷战”格局为深度卷入其中的每个“竞争单元”提供着普遍激进化的不竭动力。身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和“激进”结构之中的中国，其“独特性”不再明显与有效，这既是梁漱溟和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争论的背景，也是本文讨论“百年乡村建设”的动力和张力所在。

（三）重思“激进”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需要把“激进”放回百年历史进程，并从政治、文化、经济、生态等维度进行整体性检视。如果具体到以“三农”为视角，“激进”不仅涉及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变革及新自由主义主张下的改革实践，也包括因忽视各种现实条件与弱势群体利益而强势推进的全面都市化、不顾乡土社会特点而简单照搬的高成本现代治理、为“三农”危机转嫁而合理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包括以农村发展为目标但受此意识形态影响而深陷其中的某些NGO实践。

导致这种整体性激进的原因，不仅包括百年屈辱与民族情感所引发的集体焦虑、外来激进思潮的某种中国版实践，同时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坐标参照下因经济基础差距而对上层建筑“倒逼”，进而产生的“去脉络”（脱离适当的时间、空间与社会关系）效果。具体说来，乡建视野下的“激进”主要指不顾资源禀赋、社会条件、文明形态和生态制约等国情，强势且大规模推动以“工业化、都市化、非农化”为特征的社会变革，既导致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整体性危机，又使多元可能性和丰富性受到遮蔽与消解。

然而，这种“激进”也不可能是线性单向和一帆风顺的，在不同层面上一直充满张力，各种被“遮蔽”的面向也常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再现[6]。这让“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既互为因果，又充满曲折与悖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展开的基本脉络。

三、百年乡村破坏：激进化的后果与动力

“百年激进”及所产生的实践行动对中国产生着整体性的深刻影响。“百年乡村破坏”作为其在“三农”层面上的后果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进一步“激进”的条件与动力。此说法可追溯自梁漱溟70多年前那个振聋发聩的总结：“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2005：481）。作为进一步的辨别和说明，他解释道：“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说作乡村破坏史，必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并且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梁漱溟，2005：152-154）。

本文借助这个归纳，泛指近代中国乡村的某种整体性趋势与状态，希望突出其中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同样作为整体视野下的把握与批判性归纳，“三农”问题可以理解为“百年乡村破坏”的当代表达。此论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7]，至今已为学界及政策制定部门所共知。它强调不只存在着经济维度的农业问题，而应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立体维度看到“农民、农村、农业”的整体存在。它不只与“农”有关，而且联系着宏观问题与外部制度环境，与乡村整体性破坏与社会结构显著变化联系在一起，一般会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而愈演愈烈（温铁军，2009：6、51）。

若以中国为例，近代以来农村的衰退几乎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在不能进行外部殖民的情况下，面对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一难以逾越的壁垒，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内向型原始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的“无奈之举”和“真实经验”。在此格局下，越是在资源短缺条件下快速形成工业化，其由弱势群体和“三农”所承担的“代价”[8]就越大——那绝非一次性的“创业成本”，而是需要持续不断且叠加递增地加以“偿还”，进而引发更为深刻的整体性危机。所谓“三农”问题，作为“百年激进”历史进程的内在产物与逻辑必然，与其说是“农”自身存在问题，不如说是“百年激进”的推进将其变成“问题”。

为了全面认识“百年乡村破坏”的表现、成因与影响，下文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切入，希望指出其与“百年激进”相互引发：“激进”导致“乡村破坏”，而“乡村破坏”的残酷事实又产生着进一步“激进化”的社会基础。

（一）“三要素”的多形式外流

现有关于激进的讨论多聚焦于“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但对于“三农”来说，应特别关注“经济激进主义”。因为在经济领域中，“三农”困境并非限于地租剥夺[9]与外敌侵略，其影响也不是一般的农民破产或农业凋敝，百年来不同形态的力量以各种目的和名义从“三农”提取资源，外加工商资本和现代金融对小农与乡土社会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剥夺，整体导致“三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的多形式外流与各种依赖（许纪霖、陈达凯，1995：17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