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历史脉络，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面对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压力（陈翰笙，1941），并受市场和权力双重支配及兵匪横行、战乱频繁等外部环境影响。一方面，适应于工业化和都市化需要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农村经济货币化加深，小农户生产和生活收支的现金比重增加，生产结构出现大范围的“被动”调整，许多经济作物开始出现，种植结构日趋专业化与区域化，对于分散小农来说则是大幅提高了各种风险，同时加剧了分化（黄宗智，2000：141）；另一方面，由于改变了以往的租地模式，租赁农场、富农经济成为普遍现象，地主经济发生向工商业方向的实质性转变[10]，外加金融化对小农与底层社会的新的剥夺（黄宗智，2000；温铁军，2009）。由此导致农业剩余及稀缺“三要素”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流向城市和工业，农村劳动力则随着农户破产而不断逃离农村，农村经济因此凋敝。与此同时，高利贷金融资本以及产业资本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它们打垮了小农，更导致盗匪横行，传统乡村治理方式所维持的乡村稳态结构随之彻底破坏。

对于自近代以来已逐步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这种“三要素”外流还直接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正当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加速之际，出现了西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邻为壑的危机转嫁，对中国经济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全国出口衰减，物价惨跌，市场萧条，工业萎缩，农产滞销，农业亏损，农村金融枯竭，农民加速贫困破产”（刘克祥、吴太昌，2010：25），这些都严重阻遏了民国年间的“黄金十年”。当美国金融利益出于自保而提高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中国作为刚刚兴起工业化的“银本位”国家立即出现白银大量外流，迫使政府于1935年放弃白银币制改行“法币制”。由于城市积聚资本促进市场经济的同时也集中了外部性风险，这个本应由都市承担的危机又进一步向农村转嫁，加剧了土地兼并、小农破产与社会动荡。[11]

这种“三要素”的单向外流也是当代“三农”问题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除了一般的资源外流外，留守问题突显也是当前乡村劳动力外流的严重后果。乡村金融“存易贷难”的结构困境则反映出一般的现代金融难以服务真正的乡土社会。土地虽然无法“流动”，但当前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下各种“就地转换”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非农化”影响。

这种“外流”虽然为主导性趋势，却并非绝对，也不是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同样催生出多样化的改良实践，也即下文所讨论的广义乡村建设，在事实上呈现着“外流”与“回流”混合发生与紧密互动的复杂局面。

（二）稳态乡村秩序的改变

“百年乡村破坏”作为中国乡村的整体性困境，不仅源自和表现于经济层面，其深远影响同时体现在社会与政治层面。

梁漱溟认识到“秩序”问题是“百年乡村破坏”的重要方面。如果说这种整体性“失序”在上层政治中表现为军阀混战和吏制恶化，那么就乡土社会来说，则体现为乡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化：盗匪横行与乡土社会普遍“劣绅化”[12]，传统乡土社会治理中相对低成本秩序的解体及乡土保护性力量的式微与失效，还包括“法治／警治”等现代治理方式因高成本[13]而难以真正“下乡”，或者在推行过程中因水土不服而发生变异。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在杜赞奇（2003）的研究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导致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膨胀的庞大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进而导致“劣绅驱逐良绅”。黄宗智（2000：256）则指出，20世纪村庄共同体结合力因小农半无产化而瓦解，且随着外来压力的增加，导致原有政治结构的崩溃以及权力的真空，造成恶霸、暴徒乘机崛起的局面。张鸣（2001：3-5）认为其还导致“原有的民间社会空间受到全力挤压和侵蚀，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

也即，无论是为了提取更多包括人力和军费在内的各种资源，还是为了国家政权建设所需完成对基层的进一步控制，此前长期维持乡村基层稳定且相对低成本的治理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也正是近代以来乡村建设兴起的背景和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熟悉乡土脉络及其内在机理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得不通过“内向型”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进而派生出自上而下高度（过度）组织农民、动员乡村和提取农业的做法，但也充分尊重基层与群众的创造，促进包括教育、医疗等资源通过另外途径向乡村“回流”，多形式推进“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其中很多实践因密切联系群众并与乡土脉络互动充分，具有低成本、创新性与“去激进化”的特点。相比之下，改革开放虽然让农民个体致富，但乡村却因不断“去组织化”而降低了对城市与外部资本剥夺的抵抗能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部宏观环境和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变化，使这种“掐草尖”式的剥夺进一步加剧且合理化，留给乡村的是数亿“原子化”的留守群体（儿童、老人和妇女），以及越来越难以组织、凝聚起来的名义社区。

（三）“乡／土”作为问题与对象

随着“百年激进”对乡村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影响与社会重构，城乡二元对立成为影响深远的普遍格局，“乡／土”的功能和内涵同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乡村与农业所应有的“多功能性”[14]日益被遮蔽，乡村也从一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的多元空间被窄化为各种资源的提取单位与危机载体。另一方面，面对剧烈的外部压力与生存刺激，在“百年激进”所内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意识形态主导下，“乡／土”常在工业化坐标与竞争逻辑中“败”下阵来，在逆推中自认“落后”，在追赶中日益“问题化”。在现代性所带来“都市眼光”的寻视下，一直以来作为正面象征的乡村在20世纪转趋负面，本不是“问题”的乡村在现代成为“问题”（梁心，2012：12-13）。也可以说，当“百年激进”进程以都市为主导并确定了特定的“意义系统”后，以农业文明（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5]等）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因难以分享主流坐标下的“意义”而日益空洞化，乡村则处于“非现代”和“反现代”的相对位置而被不断边缘化[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