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化”后的“乡／土”既在文化上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不平等与割裂对立，又循环生产出一整套让农民无法自信、让农业失去尊严、让农村难以安身立命并获得意义、以都市和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化。这些不仅成为外部主体对乡村简单而又刻板的定型化想象，更作为“社会共识”内化为农民或乡村工作者的自我认知与困惑源泉。

如果说“问题化”让“乡／土”进一步成了问题，“对象化”则让这种“问题”进一步定型且难以真正面对。成为“问题”和“对象”之后的“乡／土”虽因突显了“乡土”困境而引发更多的关注与行动，但也强化了主客对立的人为二分，使得知识分子或具有“话语权”的人（无论是否来自乡间或从事乡村相关工作[17]）不自觉地疏离于“乡／土”脉络，在“文明-愚昧”、“进步-落后”、“主动-被动”、“救-被救”、“上-下”等隐蔽偏见中迷失。“对象化”所带来的“他者化”虽然让“问题”和“问题之人”似乎清晰可见，但也将问题本质化和静态化，降低了透过历史脉络和时代张力以自我反省与实践行动的可能，参与构成了进一步“激进化”的土壤与动力。实际上，它作为“百年乡村破坏”之常被忽略与遮蔽的重要面向，恰是其对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有效配合，使激进改造具有不可质疑的合理性，并使权衡之下的可能“成本／代价”获得某种谅解。

四、作为回应与探索的百年乡村建设

如前所述，“百年激进”成为特定时代的主导性趋势，并从不同层面上引发“百年乡村破坏”这一历史性进程。然而，当这种“输入型”激进和社会理想在现实层面落地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后，则充满裂隙并引发了多种可能性。特别对于中国的“三农”来说，其绝不只是“问题化”与“都市眼光”之后的诸多“问题”，本身也正是宝贵的力量源泉（如晏阳初从在法华工身上发现“脑矿”进而终其一生推动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与中国的有形之“根”（如梁漱溟深思熟虑且深入一线实践后的归纳和坚持）。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形态和独特国情的厚重基础，也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土壤与动力。

（一）“三农”辩证法

在资本主义及各种“激进”论述中，“三农”问题的安置与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内在张力。恩格斯（1971：299）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时的生产方式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c Mcisncr）则归纳道：“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史的舞台是城市，而城市的主要角色是城市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现代史这一概念中，农村和它的居民充其量只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还是反面角色”（迈斯纳，2005：27）。同时他还引述列宁的观点：“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迈斯纳，2005：39）。此外，许多论述也常将“农民”排斥于历史动力之外[18]，常见处理是为其派定某种特定的边缘化位置，通过“落后／牺牲品”（迈斯纳，2005：27）这样的模糊指称与“他者”身份，以对真正的问题完成某种转移与置换。

可是农业毕竟作为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之所以在原有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框架下能够“自圆其说”，是因为一方面通过外部殖民与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以转移生产压力、成本及过剩人口——“以空间换取时间”，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化学农业、石油农业与生物农业所带来的新增长——“以时间换取空间”。然而，如此“外部化”与“透支未来”的做法势必引起承担代价群体或自觉秉持草根生态立场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抵抗，“能源／环境／生态／金融／人类安全”等各种危机正日益构成时人的日常经验。

正是这种“三农”辩证法孕育了广义的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其具体源起可能不同，既可能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归纳四个层面中的一个或多个（“乡村自救”、“乡村破坏而激起救济乡村”、“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面对千年社会组织已崩但新者未立时，重建社会构造”），也可能对应着梁先生思想深处对“人性自觉”的坚信，还可能如当代乡村建设新归纳的“遮蔽”之“再现”[19]。

“百年乡村建设”作为对“百年激进”和“百年乡村破坏”的回应与另类探索，以乡土、国情、生态为视角和立场，尝试改出“激进”思路对乡土社会的脉络偏移，并减少其负面影响。然而，这种回应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简单的“冲击-回应”，因为“他毁”和“自毁”常彼此引发，“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互为因果，乡村建设既包括对冲击的回应，也包括对“其他回应”的回应，以及二元框架外新可能空间的探寻。与此同时，整体性的“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则在现实中参与构成了乡村建设的脉络背景、社会土壤与影响因素。

也可以说，现实层面的“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一直在辩证性地动态存在着，前述之“三要素外流”、“乡村秩序改变”、“乡土作为问题与对象”虽为大势所趋，但也并非绝对性效果或单一化过程。“激进化”推进的同时，也召唤“社会自我保护”[20]与形式多样的“另类实践”，这些力量作为一种现实回应与历史存在，构成并孕育了更为广泛多样的乡村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