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三个“百年”并非简单的因果反应[21]。一方面，建设性实践和自觉反思的存在影响并制约了乡村破坏的程度与深度；另一方面，正因为有着包括乡村建设在内多元化力量的质疑和挑战，百年来的“激进化”进程才曲折、反复且充满裂隙与开放的可能。三者共同构成了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进程。

（二）不只建设乡村的乡村建设

正如上文分析，如果运用脉络化的整体视野与去意识形态化分析，中国乡村建设的兴起与展开不是简单的微观个案或个体行为，而直接联系着中国近现代的转型与剧变。正如梁漱溟（2005：161-162）所指：“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乡村建设的推动者可能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市民等在内的多重主体，内容也常因各阶段不同的问题与现实需求而充满差异，方式和载体更是灵活多样。但回到三个“百年”的背景脉络中，却有着共同的内涵，如若相对于前述“百年乡村破坏”中的三个层次，则主要体现为：在经济上促进“三要素”的回流；在社会上回嵌[22]“乡／土”脉络，重建有利于乡土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秩序；在文化观念上打破意识形态化的刻板认识与二元对立，在新的坐标下重新发现“乡／土”价值，以此打开进一步的实践空间与多元可能。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如前所述，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反应性和保护性的多元化实践，在一线行动中经常表现出分散与多样性，相对于强调“根本性”和“总体性”的变革来说，常被研究者和观察者归结为“改良”，且乡村建设实践者也愿意以此表达自己的主张、思考与立场，并希望以这种“去激进化”的态度区别于主流。然而，这种立足底层与乡土社会、强调民众参与和建设性实践的“乡建式改良”，与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各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或保守思潮存在着较大的不同：看似零散温和的乡村建设在微观实践中也有着视角独特的宏观视野[23]与一针见血的现实批判（如对现代教育、精英倾向、发展模式等），并通过乡土性来进一步明确中国性。它强调建设，但不排斥其他有利于乡土社会与低成本良性秩序建立的各类努力。对于不利于“三农”的各种消极力量，则努力进行最大可能的转化，虽然这个过程中充满策略性妥协与失败。同时，这种“改良”不等同于“改良主义”，它随着外部环境与历史脉络变化而变化[24]，所坚持的包容性除体现着实践者在“激进化”过程中的“不忍之心”，还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包容的思维，更基于晚清民国以来充分的现实历史教训——各种激进对抗和二元对立的最终收益往往被精英利益集团所获取，代价却多由乡土社会与弱势群体承担。

进一步看，兼顾“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功能的乡村建设既不同于主流框架与激进逻辑下的逃避或回归，也不同于一般的消极“防卫”，而内涵着积极建设、开拓创新及对各种主流的质疑批判。当然，“另类”与“主流”也不是二元思维下的简单对立与割裂，本身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激进”虽已百年，但相对于人类漫长历史只是短暂瞬间。已有研究指出，乡村建设内在于中国更悠久的历史脉络中，无论是先秦思想的渊源追溯（王景新、鲁可荣、郭海霞，2011），或是泰州学派精神世界的连接呼应（宣朝庆，2010），还是北宋乡约的直接影响（曹锦清，2006），都远比近现代长久。本文之所以希望以“百年”为时段，并将清末设定为乡村建设的实质性起点，重点在于强调近代以来“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和“百年乡村建设”这三个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与逻辑相关。也只有突破对乡村建设以“十年”为单位（“民国十年”加“当代十年”）的常见设定，才能由此打开一个新的反思空间。也可以说，乡村建设既是近代以来有着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又是超越近代而内在于中国更长时段历史脉络之中，有着更为广泛资源构成的乡村民间民众建设史。

（三）百年来的三波乡村建设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乡村建设并非始于常见论述中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乡建派”[25]为代表，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改造实践，而是发轫于更早的清末民初。甲午之后整体性的“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引发并联系着一场以底层和乡土社会为主要空间的建设性实践。所涉主体、方式、内容多样，既有外来知识分子以“救济乡村”为出发点的“异地实践”，也有由乡土社会自发、本地良绅主导、兼顾以“乡村自救”与“社会建设”为目的之“在地行动”，还包括1949年至今更为复杂的实践形态。从整体上说，它包括前后呼应的三波乡村建设。[26]

第一波乡村建设以“官民（间）合作”为特点，起于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良绅之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具有自觉性的“自下而上”式社会改良；兴于20世纪20年代外部混乱的军阀割据环境难以改观的局面之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27]；衰于国民党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导致乡土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迁往重庆之后参与北碚试验，兴办乡建教育与华西试验区；被替代于1949年共产党国家力量的全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