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190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民间乡村建设实践元年。该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米鉴三）被聘为定县劝学所学董，开始以翟城村为示范，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积极开展以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乡村自治。1914年时任定县知事的孙发绪看到翟城村学务发达，风俗良善，于是提出效仿日本，创办中国的自治模范村。其提议得到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米迪刚（米春明之子）的高度赞同，并联合其他乡绅着手办理。经过多年探索与建设，定县据翟城村经验制定全县村治大纲，广为推行，而孙发绪因村治有功，擢升为山西省长并在山西推动乡村自治（王景新、鲁可荣、刘重来，2013：270-275）。这段暂未引起充分研究与讨论的本地乡绅之“翟城试验”，直接引发了后来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外来知识分子推进之“定县试验”，由此翟城村也开启了近代史上多样化的百年乡建实践。

作为早期乡村建设的另一个代表性实践，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建设，已有学者总结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28]。这一由“状元改行”所推动的地方性建设有着甲午战败的刺激，同时和“翟城村治”一样皆属清末新政释放实践空间后的历史产物。其“工农并进”、“父教育、母实业”等建设思路及所取得的成效，可以为此后“以农立国-以工立国”、“保守-激进”等讨论提供不一样的例证。

这波乡村建设涉及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黄炎培等代表性人物的各种实践，学界已有较丰富的描述与研究，此处不做重复。

紧接着的第二波乡村建设由全面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在官方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由“官方主导”，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相对于民国时期第一波乡村建设来说，1949年土地革命对底层社会进行全面动员，并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组织化改造[29]。这虽然使“乡建派”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行为萎缩和中止，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水利建设、互助合作和各种实践创新（如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等），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

到了集体化阶段，由于随之伴生的国家力量全面进入“三农”以获取剩余投入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乡村工作再度因城市工业化的优先需求与乡建初衷背离。即便如此，乡村建设也无声地存在于因千差万别而难以充分集权的广大乡土社会，草根民众仍然为稳定乡村、维护传统做出了艰辛努力。

进入80年代，由于产业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加快，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农”发展与基层治理问题，而包产到户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之后，则面临着分散农民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等问题。于是在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了1987—1997年间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其与自50年代开始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一脉相承，最后衰于90年代以来的宏观环境变化及东亚金融危机。

1993年4月，山东枣庄徐庄乡武王庄村的拍卖会上，一位农民购下20亩荒山使用权（张鲁成 摄）

（图片来源：新华社）

第三波乡村建设于2000年起持续至今[30]，以“官民互动”为特点，起于三大资本全面过剩和“三农”问题进入中央决策，兴于新农村建设，转型于城市化加快与全球金融危机代价转移对乡土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破坏。

经过“激进”改革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由于彻底纳入全球化，各种利益集团进一步结合，将全球化所形成的巨大成本向乡土社会转嫁。第一波乡村建设源起时“乡村自救”、“救济乡村”、“社会建设”等多层面因素与条件重新具备，集中式的乡村建设因此再次“显化”。第三波乡村建设由民间力量率先引领，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其中，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发展出包括“学生下乡、教育支农”、“农民合作、改善治理”、“工友互助、尊严劳动”、“社会农业、城乡融合”、“大众参与、文化复兴”在内的当代乡村建设五大体系（潘家恩、张兰英、钟芳，2014）。

这波乡村建设在“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与民间立场上，与第一波乡村建设有较大的相似性[31]，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张力。一方面，面对着全球化大潮的深刻影响和高速城市化的巨大“拉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政府下乡与“精英俘获”而愈益突出的内卷化机制作用，乡土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剩余越来越少。在此情况下，农民自主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建设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当代乡村建设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例如，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原来是推动“激进”现代化的，但因“生产过剩”的出现及各种结构性危机（环境、能源等）的制约，而使得某种“倒逼”下的“反思”和以“反思”为包装的新一轮利益圈占同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常常自我区隔于底层与“三农”，但当其切身感受到包括食品危机、雾霾、城市高房价等在内的伤害与压力时，也产生了参与乡村复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