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说，第三波乡村建设在实践中面对着来自附庸全球化的“资本”和“权力”更大的压力、竞争与诱惑。正因如此，其在实践中不限于“乡”与“土”，而动员包括市民、文化人等在内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与跨界参与；除传统的实践外，还开展包括全球化挑战下的第三世界的经验比较，并与发展批判、文化反思、话语建设等多领域的工作结合，其面向与涉及范围也更加广泛。

五、小结

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脉络，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脉络背景的梳理及当代乡村建设十五年来的总结反思，以“乡村”为角度，讨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进而呈现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以及百年来不同阶段与形式之乡村建设的深层共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指出：

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侵略、瓜分、凌辱、压迫的过程中，由于受外部冲击和直接侵略而导致资源外流、生存危机与竞争焦虑，进而引发了包括“自强”和“自救”在内的复杂实践与各种不期然的客观效果。如果以“三农”为视角，在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资本化秩序下，部分国人从各层面所进行的“激进”努力，常以“内生性”工业化的方式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代价和成本，制度化地转嫁于中国乡土社会，不断地产生着中国式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甚至形成了乡村的致贫、致乱和致害效应。正是这种偏离本土、乡土与国情脉络（也即梁漱溟所强调中国之“特殊性”）的“百年激进”及相应的单一化社会共识，对乡村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整体性导致“百年乡村破坏”。

然而，广大乡土社会和弱势群体也要生存和“活着”。如何生存？它不能简单依靠对抗或反对[32]。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着“激进性”，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更为其在实践中日益显现的矛盾与困境埋下了伏笔。

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回应着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是农业人口大国的“三农”因“激进”现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价，以及在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解体的双重影响下，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下，寻找非西方中心主义掌控之主流现代化发展可能的持续努力，以及由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虽然国人有着近百年的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但如何在一个“精英、二元、线性”的叙述框架下重新发掘被以“成王败寇”、“好人好事”、“就事论事”等常见做法所遮蔽和“简单化”、“浪漫化”的乡建事实，如何在“革命史”与“现代化”夹缝中让乡村的民间民众建设史进一步释放出更大的启示空间，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