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熟人社会存在最为紧密的社群关系,是从局部的视角进行判断与趋从,这种看似随机自下而上的随从建造,却涌现出具有整体意象的风貌形态(包括示范建造引领))。这表明,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乡村风貌,本质上是无数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与自然地理“关系场”中自主耦合的结果,是一种“生长”出来的秩序,而非一张蓝图“设计”出来的结果。
参与乡村营建的管理者、设计师往往对于地方风貌的塑造、地域特征的关注,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等行为态度体现出对地域差异的“价值认同”。而使用者对于自宅的建造、装饰等取向又从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现代文明的认同和模仿,进而导致地域差异特质的削弱。从而引出了一种新的观察乡村营建的视角——“价值认异”。
高完成度是强调建造成果与建筑设计的一致性,而在乡村营建中单纯强调设计与完成后的不可更改性,则是对使用主体和时间要素的忽略。传统乡村建筑往往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楼层可以加高、厢房可以增建、门窗可以更换,空间形态可以持续演变。行为因素与自然因素都会在营建生成后的使用中不断对其产生影响,使得营建活动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建立在一种动态的不断完善,而非静止的“高完成”。这种建立在使用者参与、时间累积和自然因素互动基础上的动态营建过程,是对使用者需求变化和生活真实性的尊重。
乡村营建应当是对动态需求的持续关注,以及对既有状态的不断遗忘,这样有助于实现其宜居功能的延续。这是一种乡村营建传统中自带的“趋优性重建”机制,旨在改变演进过程中不再有效的部分。营建体系的本然性应该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需求,“永续-宜居”才是地域性乡村营建的真实价值。正是这种未完成的不确定性才带来了乡村地域特征的鲜明性,体现了一种与静态的、一次性的“高完成度”截然不同的应变调适功能。乡村营建是一个与时间共同演进的开放系统,使得空间能够持续保持对生活真实的回应能力,充满了动态韧性的营建法则。
当下乡村营建深陷于文旅开发、民宿营造的桎梏中,一些乡土景观恢复、地方风貌再造、传统技术延续等热像,正逐步走向“迪士尼化”的荒诞。大量乡建实践沉湎于“化妆滤镜”营造的假相中,陷入风貌符号化“舞台”式表演的误区,使得我们忽视了对乡村营建“活态真实”的深度锚固与提升。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乡建目标的异化,本应作为底层逻辑的“生态-生产-生活”耦合关系被悬置,这种本末倒置的关系失序,使得乡建成果脆弱而不可持续。乡村营建偏离了“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的本质要求,陷入了形式主义的误区。
当前乡村营建最根本的困境,在于其营建主体的“结构性失衡”。作为乡村真正主人的农人群体,在政治话语、市场竞争和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在关乎自身家园建设的决策过程中,常常陷入整体性失语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真实需求和地方性知识被忽视。往往是由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和知识能人结成的 “精英联盟” ,在无形中取代了以农人群体为根本的国家本底。他们凭借其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技术话语,主导了乡建的议程、资源与规则的制定,以资本项目为优先的“策略性运维”,实现了最大化的“联盟利益”,造成了广大农人在目标、能力、行动等方面的结构性缺损,其利益在强制性主体结构变迁中受到多重显性和隐形的权益损失。农人主体陷入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受益极为有限,导致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乡村的内生动力被严重削弱。
乡村营建中第三方力量的赋能本是乡村营建不可或缺的助推器。然而,当这些外力以“救世主”或“启蒙者”的心态傲慢介入时,便极易发生“角色偏失” 。他们习惯于将城市的理法、价值的标准、商业的逻辑生硬地套用于乡村营建中,忽视了其内在的乡建语境与生成逻辑。当第三方外力凌驾于农人主体对功能、成本与情感认同的实际需求之上时,便从“赋能者”异化为“主宰者”。他们未能充分尊重地方需求,其带来的价值观念与乡建真实产生剧烈冲突,导致营建成果与乡村社会脉络和实际需求脱节。当前,乡建中的这种外力角色偏失值得警惕与反思。
基于扰沌理论的系统适应性循环概念,乡村营建演进机制中具有4个不同的变化阶段:生成-运行-不适-重构。体现出乡村营建体系的运行不是固定的,包含了系列嵌套相互作用下的动态适应性循环,使得乡村人居环境可以不断地实现调适与宜居。我们应该面对乡村营建的真实需求,进行两个维度的思辨:(1)走出“城市理法”窠臼的乡村永续;(2)跳出“农耕语境”藩篱的乡村再生。由此,乡村营建的演进机制可以归结为:体系迭代、法则调适、功能宜居、技术更新。(图6、7)

图6 乡村营建演进中的二个思辨(1)

图7 乡村营建演进中的二个思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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