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背景介绍

近年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逐渐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随着“千万工程”等政策持续推进，大量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村庄环境明显提升，许多地方已经从“脏乱差”的传统形象转向“生态美、环境优”的新面貌。然而，环境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动力增强。现实中，一些乡村虽然“看起来更美了”，但产业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村集体经济依旧薄弱，青年人口持续外流，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在部分乡村旅游发展地区，这种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地方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村庄景观被打造出来了，但后续运营能力不足，导致不少资源被闲置。结果往往是“有景观却没有产业，有资源却没有价值，有主体却缺乏活力”。

面对这一现实困境，学界开始重新思考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把已经建设好的乡村空间真正“运营起来”？怎样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把乡村资源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动力？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作者整合经营性治理理论与“人—地—业协同”理论，并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的乡村运营实践为案例，对乡村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

02研究核心

文章的研究重点，是探索经营性治理如何在现实中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形成。为此，作者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治理—建设—经营”三维分析框架。与以往只关注治理或产业的研究不同，这一框架把乡村发展理解为一个多维协同过程：治理为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建设为空间发展提供载体，而经营则为乡村注入持续的经济动力。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乡村发展的整体格局。访谈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了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并把研究地点放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临安是“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区域之一，也是全国较早探索“乡村运营”模式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实践，当地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乡村运营机制，这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观察样本。

在具体案例选择上，作者挑选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或景区进行深入分析。其中，H村的发展主要依赖治理机制创新，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把原本缺乏发展动力的村庄逐渐激活。Y村则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通过文化空间的活化，把闲置的祠堂和古建筑转化为研学和文化体验空间。L景区则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通过整合多个村庄的资源，形成区域联动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

研究团队在多个时间段进入案例地进行调研，既进行了深度访谈，也记录了大量田野笔记，并结合政策文件和相关资料进行分析。通过长期跟踪观察，作者逐渐把临安乡村运营模式的发展逻辑梳理出来，并试图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机制。整体框架图如图1所示。

03关键发现

通过对三个案例的系统比较，研究逐渐揭示出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作者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并不是单靠某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实现，而是需要治理、建设与经营三者之间形成协同关系。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建设塑造空间基础，而经营则为乡村带来持续的经济动力。当这三个维度能够形成联动时，乡村发展才会进入良性循环。

进一步分析表明，经营性治理的关键在于把“人—地—业”三个要素重新激活。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乡村往往缺乏专业经营主体，资源虽然存在，却难以被有效利用。临安的实践则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把村庄经营权交给市场主体，同时让村集体和村民通过股权合作、租赁收益和就业机会等方式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原本分散的资源被重新整合，乡村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增强。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原本被闲置的空间被重新利用。一些旧祠堂被改造成文化展示空间，一些闲置农房被改造成民宿或文创空间，农田和山林则被纳入旅游和研学项目之中。随着空间被重新组织，乡村的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民宿、研学、文创产品和农产品品牌等多种业态开始出现。

作者进一步提出，临安乡村运营模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循环发展的机制。首先，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力量把人、土地和产业要素激活；随后，这些要素推动乡村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发展和收入增长，乡村又能够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本回流，从而形成新的发展动力。这一过程不断循环，乡村发展由此逐渐走向稳定和可持续。机制图如图2所示。

04意义和展望

从理论角度看，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把经营性治理与“人—地—业协同”理论结合起来，作者构建了“治理—建设—经营”的三维分析框架，从而把乡村发展中的制度、空间与产业因素联系在一起。这种分析方式，为理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实践层面来看，临安的经验表明，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建设投入，更需要持续的运营能力。如果没有市场化机制参与，再好的资源也可能被闲置。通过引入专业运营主体、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产业融合，乡村完全有可能把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长期的发展动力。

这一模式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乡村经营人才仍然较为稀缺，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也有待加强。同时，一些运营项目在早期阶段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盈利，这对运营团队提出了较高要求。未来的研究还需要继续关注乡村运营模式在不同地区的适应性，以及数字技术和绿色产业在乡村发展中的潜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