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和县实施"强村公司+村级工程"模式，2024年全县实施村级工程"集体建"项目132个，项目总投资8646.24万元，强村公司斩获收益240余万元，并同步创立了低收入农户共富资金池，累积资金已达30余万元。这种模式既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又增加了集体收入，实现了"建设"与"增收"的双重目标。

6.抱团发展型模式

抱团发展型模式打破了行政村行政界限，通过联村发展、飞地经济等形式，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有效破解了单个村资源匮乏、力量分散的难题。主要包括"飞地抱团"和"片区组团"两种形式。

"飞地抱团"模式中，平湖市从2006年起尝试跨镇街，将偏僻村落多余的建设用地指标"飞地"到用地紧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专攻发展潜力大、投资收益好的联建项目。桐乡市91个村与龙泉市9个村共同出资参与建设桐乡濮院数字时尚星城，2023年底迎来首次分红，每村从10万元到50万元不等。至2023年底，浙江省累计实施"飞地"抱团项目已达1055个，村级集体经济年收益高达19.62亿元，平均每村收益为15.38万元。"片区组团"模式则以地理相近、资源互补为原则，将多个行政村整合为一个片区，统筹发展。安吉县"余村大景区"涵盖17个村，通过片区组团形成资源协同，余村向全球发出"英雄帖"招募合伙人，已吸引40多个团队200多名合伙人加盟。杭州径山镇将全镇15个村社划分为三大组团，发挥各自特长，实现差异化发展，体现了片区组团的优势。

（二）基于空间尺度的模式分类

在发展过程中，浙江强村公司逐步突破了单一村庄的限制，形成了多种形式的跨域合作模式，有效解决了单村资产盘活能力有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难题，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跨村联建：湖州南浔善琏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2019年，善琏镇15个行政村共同出资1.5亿元，组建跨村强村公司，开创"村集体入股+市场化运营"新模式。抱团发展特色片区产业，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持续强化'村集体+公司+经营主体+农户'的四方联动机制。2024年，公司产值已达1.17亿元，连续两年营收破亿元，村均分红超5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

跨镇联建：淳安"大下姜"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代表。2019年组建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成立联合体党委和理事会，引领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积极探索"四共八联"模式（即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以及机制联创、平台联动、项目联营、产业联合、市场联通、品牌联塑、载体联建、服务联享）的乡村振兴道路，适时调整经营业态、拓宽成员范围，形成更优发展合力。2024年，"联合体+联动发展区"的63个村收入超7000万元。

跨市联建：桐乡龙泉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创新实践。2019年桐乡市91个村与龙泉市9个村共同出资建设桐乡濮院数字时尚星城，成为浙江首个百村共同投资的"共富"项目。该项目凭借濮院羊毛衫产业的深厚基础与市场的广阔前景，积极动员企业与桐乡市财政力量，共同为龙泉市消除村集体薄弱村结对帮扶筹集资金，推行股份分红为主、积分激励为辅的"股份分红+积分奖励"收益分配模式，有效提升经济薄弱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跨省（市）联建：浙江上海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前沿探索。2023年，由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吕巷镇、张堰镇与浙江省平湖市广陈镇、新仓镇等五个镇的村集体和国有资本共同出资，注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了名为浙江鑫平田园合作发展有限公司的首个跨省市强村公司。截至2023年，已累计发布合作项目370多个，总投资超过260亿元，与近期多个省市发布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相比，我们的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均处于较高水平，村集体平均收入超过63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万元。例如，在广东中山，通过党建赋能，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94.61亿元，平均每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每年约4000万元。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5亿元，村均53.8万元，74个村年收益超50万元，占比34.58%，达到“强村”标准。

表：浙江跨域强村公司四种典型实践模式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