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浙江省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地，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强村公司"模式成为激活农村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强村公司是浙江在实践过程中涌现的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指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依法登记设立，以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为目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的公司实体，实行公司化运营并兼顾社会效益的企业统称。历经多年发展，浙江强村公司已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和运营模式，为全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浙江省强村公司的发展历程、主要模式、理论分析、取得成效和经验启示五个方面的内容，以期为其他地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参考借鉴。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和公开资料，数据尚存优化空间，期望以此初步洞察强村公司的浙江经验。

二、浙江强村公司的发展历程

浙江省强村公司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村企合作探索，到现在的多元化、规范化发展，强村公司的演进历程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村企合作模式、村企统合模式、强村公司探索阶段模式、强村公司提质转型阶段模式。

（一）村企合作模式阶段（2009年以前）

在初始探索阶段，政府与企业携手合作，共同主导了村庄的经营模式。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引导企业"资本下乡"，调动整合村庄土地资源，采取各类变通方法促进农村建设用地增值，提高自身财政收入。企业主要致力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溢出效应，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此过程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与企业作为中间人可能导致的资源侵占，限制了农村的发展潜力，同时企业对村集体的带动作用有限，模式也较为单一，这一阶段更像是为了大局而招商，村集体更多是在旁观企业获益。

（二）村企统合模式阶段（2009—2019年）

随着土地"三权分置"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普遍成立新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将新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直接定性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倾向于将前者"内嵌"于后者，这种模式被称为"村企统合"。相较于村企合作模式，该阶段农村的主动权有了明显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与政府联系紧密，乡村资源盘活范围进一步扩大，纳入了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这个阶段村级在与企业合作关系中主导权有一定的上升，合作收益模式也逐步从一次性的方式向常态化的持续性收入开始转变，但整体带动效益仍存在提升空间，目前尚处于村集体依附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三）强村公司模式探索阶段（2020年至2023年）

2020年11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明确要求到2022年底，全省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基本覆盖，进一步巩固提升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成果。《行动计划》提出了通过推行村庄经营、推广“飞地”抱团、深化结对帮扶等举措，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发展质量全面提升，经营性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村级收支基本平衡。这一政策推动强村公司从自发探索走向规范发展。

在此阶段，浙江各地强村公司数量快速增长，组织形式不断完善。为解决村级公司运营难度大的问题，浙江鼓励采取村村联建或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的模式，整合优势资源、拓宽业务范围。这一阶段标志着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扶持，推动村集体以强村公司的形式参与发展，确保村内资源优先服务于村集体，而非外流至第三方企业。

截至2023年底，浙江省已成立2278家强村公司，入股行政村达11280个，去年实现总利润21.7亿元，村均分配收益15.4万元。这些强村公司通过整合利用各类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利用的房产，以及发展绿色产业、光伏水电、农产品加工等，有效盘活乡村资源，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

（四）强村公司模式提质转型阶段（2023年至今）

2023年6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其他九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强村公司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旨在通过市场化经营导向，增强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规范公司运行机制，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旨在通过市场化经营和增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推动强村公司提质转型。该政策自2023年7月25日起实施，标志着浙江强村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该意见明确要求以增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为目标，以市场化经营为导向，规范公司运行机制，增强发展安全性、稳定性，持续提升强村公司联村带农致富能力。

在这一阶段，强村公司更加注重规范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和数字化赋能，省委网信办与省农业农村厅建立"双牵头"的数字乡村统筹协调机制，利用浙江数字乡村优势，为强村公司插上数字翅膀，构建数字化、一体化的治理平台。同时强调党建引领与市场化机制的结合，推动强村公司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这一阶段，浙江省通过顶层设计和持续政策红利，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自我造血。例如，通过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基于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农户分配机制，以及通过立法明确村经济合作社的法人地位，浙江省成功地使村集体经济每年给农民分红力争达到100亿元，预计到2025年，全省村级集体经济一年的总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表：浙江强村公司发展历程三个阶段比较

三、浙江强村公司的主要模式

浙江省强村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各具特色，都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一）基于业务类型的模式分类

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的分类，强村公司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资产经营型、社会服务型、订单生产型、工程承揽型。

1.资产经营型

资产经营型是强村公司最常见的模式之一，主要通过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资产，发展物业经济或特色产业。具体做法包括建设或购置标准厂房、商铺店面等物业，统一发包出租；或通过流转承包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开发集体资源，招商发展休闲观光、民宿、农家乐等乡村产业。

舟山市深化“海岛万幢农房激活”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和多方参与，成功唤醒了沉睡的农房资产，将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增收之源。自2024年起，已盘活利用闲置农房500套，为村集体带来343万元的增收。舟山市东极镇东福山岛大树湾的42户78幢农房及宅基地，涉及集体土地13.63亩，经由拍卖流程顺利收储，并以高达613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出。其中，村集体收益达到429万元，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资产经营型模式的卓越成效。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投资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稳定，适合资源条件较好的村庄。

2.产业驱动型模式

产业驱动型模式以特色产业为支撑，通过强村公司整合生产要素，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形成规模化、品牌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余姚河姆渡镇的"茭白+甲鱼"生态套养模式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为应对福寿螺入侵，当地农民在全国首创茭白田套养甲鱼试验，形成了"除害—肥田—促长"的绿色闭环。

在强村公司的推动下，这一模式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升级，通过构建标准化的养殖示范基地，全面规范了甲鱼的投放密度、饵料投喂及养殖环境的管理流程，并建立茭白种质资源基因库，保存54个品种，定向选育出"双季茭白"、"余茭4号"等新品种。河姆渡镇通过实施茭白—甲鱼套养模式，有效带动了全镇的生态农业发展。目前，河姆渡镇的茭白复种面积已达到1.5万亩，年产量达到2.31万吨，产值高达1.51亿元；同时，通过在茭白田中套养甲鱼，年产量达到375吨，产值达到7500万元。河姆渡镇已成为“中国茭白之乡”，并且通过创新的“茭白+甲鱼”套养模式，不仅有效控制了福寿螺对农业生产的危害，还为农户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这种模式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为当地农户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3.服务创收型模式

服务创收型模式主要由强村公司为本区域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多元化综合性社会化服务，为民宿、农家乐等乡村新兴业态提供全面的管理服务，并广泛承接河道保洁、绿化养护、物业管理等多种服务。这种模式门槛较低，适应性广，尤其适合缺乏优势资源但劳动力充裕的村庄。

龙泉市兰巨乡强村公司作为服务创收型的典范，不仅为农户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还通过市级投资项目、茶叶山出租、联建项目分红等多种方式实现多元化增收。与龙泉股份（002671）等公司相比，强村公司在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了342.14万元的盈利收入，这一成绩在同行业中表现突出，有效带动了全乡18个村的分红水平，相较于往年有显著提高。舟山市280名省市县三级"村社指导"2024年牵头落实项目63个，推动村集体增收112.7万元，彰显了服务型模式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4.乡村经营型模式

乡村经营型模式多为村庄开发+文旅经营，是浙江强村公司快速盈利的有效途径之一，不过，它对村庄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有着一定的要求。该模式创新性地采用了‘强村公司+乡村资源组合+社会资本注入+业态导入+专业运营团队’的多元化运营模式，采取整村运营、片区精心打造、组团联动发展等多种策略，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积极引入休闲观光项目、研学团建活动、特色民宿、农家乐体验、农事节庆活动等，并承办体育赛事或会务活动，以推动乡村休闲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

例如，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联合相邻赋石、赤坞两村和赋石水库成立赤夏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打造小杭坑生态露营基地，成功吸引小红书总部及携程露营培训学院入驻，并成功举办长三角露营大会，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175万元。

5.工程承揽型模式

工程承揽型模式由强村公司依法承接小规模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土地整治、农村公路建设、河道整治、美丽乡村景观建设等工程。该模式确保了工程项目收益留存于村集体，并有效促进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云和县实施"强村公司+村级工程"模式，2024年全县实施村级工程"集体建"项目132个，项目总投资8646.24万元，强村公司斩获收益240余万元，并同步创立了低收入农户共富资金池，累积资金已达30余万元。这种模式既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又增加了集体收入，实现了"建设"与"增收"的双重目标。

6.抱团发展型模式

抱团发展型模式打破了行政村行政界限，通过联村发展、飞地经济等形式，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有效破解了单个村资源匮乏、力量分散的难题。主要包括"飞地抱团"和"片区组团"两种形式。

"飞地抱团"模式中，平湖市从2006年起尝试跨镇街，将偏僻村落多余的建设用地指标"飞地"到用地紧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专攻发展潜力大、投资收益好的联建项目。桐乡市91个村与龙泉市9个村共同出资参与建设桐乡濮院数字时尚星城，2023年底迎来首次分红，每村从10万元到50万元不等。至2023年底，浙江省累计实施"飞地"抱团项目已达1055个，村级集体经济年收益高达19.62亿元，平均每村收益为15.38万元。"片区组团"模式则以地理相近、资源互补为原则，将多个行政村整合为一个片区，统筹发展。安吉县"余村大景区"涵盖17个村，通过片区组团形成资源协同，余村向全球发出"英雄帖"招募合伙人，已吸引40多个团队200多名合伙人加盟。杭州径山镇将全镇15个村社划分为三大组团，发挥各自特长，实现差异化发展，体现了片区组团的优势。

（二）基于空间尺度的模式分类

在发展过程中，浙江强村公司逐步突破了单一村庄的限制，形成了多种形式的跨域合作模式，有效解决了单村资产盘活能力有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难题，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跨村联建：湖州南浔善琏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2019年，善琏镇15个行政村共同出资1.5亿元，组建跨村强村公司，开创"村集体入股+市场化运营"新模式。抱团发展特色片区产业，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持续强化'村集体+公司+经营主体+农户'的四方联动机制。2024年，公司产值已达1.17亿元，连续两年营收破亿元，村均分红超5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

跨镇联建：淳安"大下姜"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代表。2019年组建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成立联合体党委和理事会，引领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积极探索"四共八联"模式（即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以及机制联创、平台联动、项目联营、产业联合、市场联通、品牌联塑、载体联建、服务联享）的乡村振兴道路，适时调整经营业态、拓宽成员范围，形成更优发展合力。2024年，"联合体+联动发展区"的63个村收入超7000万元。

跨市联建：桐乡龙泉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创新实践。2019年桐乡市91个村与龙泉市9个村共同出资建设桐乡濮院数字时尚星城，成为浙江首个百村共同投资的"共富"项目。该项目凭借濮院羊毛衫产业的深厚基础与市场的广阔前景，积极动员企业与桐乡市财政力量，共同为龙泉市消除村集体薄弱村结对帮扶筹集资金，推行股份分红为主、积分激励为辅的"股份分红+积分奖励"收益分配模式，有效提升经济薄弱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跨省（市）联建：浙江上海强村公司是这一模式的前沿探索。2023年，由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吕巷镇、张堰镇与浙江省平湖市广陈镇、新仓镇等五个镇的村集体和国有资本共同出资，注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了名为浙江鑫平田园合作发展有限公司的首个跨省市强村公司。截至2023年，已累计发布合作项目370多个，总投资超过260亿元，与近期多个省市发布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相比，我们的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均处于较高水平，村集体平均收入超过63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万元。例如，在广东中山，通过党建赋能，村组两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94.61亿元，平均每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每年约4000万元。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5亿元，村均53.8万元，74个村年收益超50万元，占比34.58%，达到“强村”标准。

表：浙江跨域强村公司四种典型实践模式比较

四、浙江强村公司发展的理论分析

浙江强村公司的发展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是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创新探索，可从产权理论、治理理论和发展理论等多个视角进行解读。

（一）产权理论视角：明晰产权与资源活化

产权理论认为，清晰的产权界定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强村公司的成长历程，实质上是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进行深化改革的过程。浙江省强村公司坚持"产权清晰、收益归村"的原则，通过引入公司化运营模式，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得以清晰界定，从而有效解决了传统集体经济中长期困扰的产权模糊、责任不清难题。强村公司将分散的集体资源资产整合起来，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保值增值，这一过程实质是产权权能的拓展和实现形式的创新。舟山市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东极镇东福山岛通过集体土地收储拍卖获得收益429万元，这一成功案例体现了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的实施，确保了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收益共享。龙泉市通过"强村公司+村集体+职业经理人"的联盟模式实现资源整合，都是产权明晰化带来资源活化的例证。产权的明晰界定，不仅大幅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对集体资产的关注热情与参与积极性。

（二）治理理论视角：多元协同与治理创新

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互动。浙江强村公司构建了"党建引领、政府服务、多元协同、市场调节、依法经营、数字治理"的治理体制，体现了治理理论在乡村实践中的创新应用。在这一治理结构中，党组织在其中发挥领航作用，政府则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撑与服务保障，村集体与村民作为核心利益方积极参与，而职业经理人与专业团队则贡献其专业的管理服务，多方力量汇聚，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美好图景。

嘉兴市博儒桥村的"党建统领・四共四筹"新模式，通过'共商筹智、共建筹资、共管筹治、共富筹心'的举措，成功实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浙江省建立的多元化监督机制，由党组织、监事会、纪律监察、组织司法、财务审计、群众媒体等组成，确保了强村公司的规范运作，体现了治理理论中的权力制衡思想。

（三）资源诅咒与转化理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

资源诅咒理论指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阻碍经济发展，而浙江强村公司的实践则验证了资源转化理论的价值，即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余姚河姆渡镇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通过"茭白+甲鱼"生态套养模式，既解决了福寿螺灾害问题，又提高了经济效益，2024年全镇2300亩套养田年清除福寿螺等有害生物超7万公斤，同时实现亩均综合收益1.2万元。

“两山”理论在强村公司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通过"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的"两山银行"，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安吉余村从"矿山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并通过强村公司整合周边17个村资源，打造"余村大景区"，是资源转化理论的成功实践。

（四）社会资本理论：信任网络与合作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着重阐述了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如何携手并进，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浙江强村公司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资本积累和运用的过程，特别是在'飞地抱团'与'片区组团'的创新模式下，社会资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桐乡市91个村与龙泉市9个村的跨区域合作，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强村公司成了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桥梁，实现了双方共赢。

强村公司形成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建团"，以及诸如'共富工坊'等创新机制，均彰显了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与灵活运用。临海市建立的共富产业帮扶资金池，将强村公司投资项目每年获得的70%收益再投入用于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项目建设，30%收益用于无劳动能力低收入农户兜底保障，形成了充满信任和互助的社会网络，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五、浙江强村公司取得的成效

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浙江的强村公司不仅实现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如去年总利润达到21.7亿元，村均分配收益达到15.4万元，而且在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通过不同经营模式，强村公司有效整合了乡村资源，促进了农户就业，人均年增收超过2万元。具体案例包括湖州市组建的386家强村公司，实现了欠发达村全覆盖，分红近2亿元，带动近万农户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一）经济发展成效

强村公司最直接的成效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促进了农民增收。

壮大集体经济：强村公司通过盘活农村闲置资产资源，显著增强了村集体经济的自主发展动力，即其'造血'能力。截至2023年，浙江省已成立2278家强村公司，入股行政村达11280个，实现年总利润21.7亿元，村均分配收益15.4万元2。即便在疫情阴霾的笼罩下，浙江省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依然实现了7.5%的同比增长，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强村公司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绍兴市累计组建强村公司263家，入股村达1300个（次），截至2023年底，全市强村公司营收已超过3亿元，实现村集体分红近0.9亿元。

促进农民增收：强村公司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包括提供就业岗位、股份分红、积分奖励等。如湖州南浔善琏强村公司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柯城区六禾港盟公司带动农民就业800余人次；海盐经济开发区振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振欣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征迁务工人员、低收入农户及困难群体等提供了15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2022年，振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经营，总收入1100多万元，实现净利润330万元，预计可实现村均分红50万元，平均每个村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可达270万元，同比增幅23%以上8。

激活乡村资源：强村公司有效盘活了乡村沉睡的资源、资产、资金。强村公司的出现，犹如春风拂过，为乡村沉睡的资产带来了勃勃生机，使它们焕发新生，化身为宝贵的财富，为乡村振兴事业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如安吉有个"小瘾·半日村"，过去尽是村民搬迁留下的旧房。强村公司携手知名设计师，将此地蜕变为民宿林立的特色村落，漫步在这片蜕变后的村落中，每一处景致都令人叹为观止，仿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二）社会治理成效

强村公司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果。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强村公司通过创新"股份分红+积分奖励"收益分配模式，引导广大村民依托股份合作社参与公司经营，充分激发和调动农户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这种模式将经济利益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

促进人才回流：强村公司为农村吸引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绍兴市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返乡人才、培育乡村人才，为强村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这些人才以他们卓越的管理智慧、前瞻性的经营理念，以及高效精准的运营策略，为强村公司的市场化征程和专业化管理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强村公司的发展增强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如淳安"大下姜"强村公司形成抱团发展"大联合"，引领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共同探索"四共八联"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凝聚起更为强大的发展动能。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提高了社区凝聚力。

（三）生态环境成效

强村公司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许多强村公司专注于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这些产业不仅避免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而且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达到54832亿元，占GDP比重为4.24%，显示出强劲的增长趋势。乡村旅游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复苏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例如，在嵊州市谷来镇，小水电总站的建立和运营显著提升了当地经济。显潭四级电站自1992年建成以来，不仅保持了稳定的发电能力，还促进了马溪村等周边村庄的经济发展，使得这些村庄的年均收入增加了近8万元。由镇级主导、25个村入股联建的柯桥区益农竹业开发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毛竹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强村公司积极承揽河道保洁、绿化维护、物业管理等多种服务，深度参与并推动了农村人居环境的优化改善。如振欣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主要承接工业园区、商业服务区的物业管理业务，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

推动生态价值实现：强村公司通过发展生态产业，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如安吉县鲁家村采用"公司+村+家庭农场"模式，启动全国首个家庭农场集聚区和示范区建设。村集体投资300万元，引入高端专业团队，并参照4A级景区标准，对全村实施了全面且科学的规划设计，先期设置18个家庭农场，根据各区域的功能定位，为家庭农场量身定制了面积、风格、位置及功能布局，确保各产业间互不重叠，各具特色。还设计了一条4.5公里的环村观光线，将分散的农场串点成线，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做法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转化和提升。

六、浙江强村公司的经验启示

浙江强村公司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其他地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经验不仅具有实践价值，也具有理论意义

（一）主要经验

浙江强村公司发展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整合资产资源，强化跨域强村公司的基石作用：打破村域行政界限，结合各村资源禀赋与地理位置优势，统筹调配村级资源，有效激活了乡村中的闲置资产；汇聚人才、技术、信息等关键要素，构建产业链条，促进产业稳步发展与壮大；汇集区域内的资金支持力量，为强村公司建立筹集帮扶资金，切实解决启动资金难的问题。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解决跨域强村公司核心问题：利益分配机制是跨域强村公司运行发展的核心问题。跨域强村公司秉承"产权明晰、收益惠及乡村"的原则，依据出资额度、出让指标等要素投入，制定收益分配方案，保障各参股方按其持股比例公平获取分红，并创新性地推行"股份分红+积分奖励"的收益分配模式，在传统按股分红模式的基础上，增设积分激励机制，由联合区域共同确定租金标准，引导村民将种植土地、闲置房产等零散要素、基础资源优先与片区强村公司进行供给对接，产生二次租金收益，拓展村民增收渠道。

创新发展模式，建立跨域强村公司运行逻辑：跨域强村公司通过打破行政界限和资源流动壁垒，创新性地构建了因地制宜的发展新模式。统筹整合区域内各类资源，统一发展规划，以强带弱，共同组建"强村富民公司"开展市场化运营，实现整片组团联合发展；综合考虑联建村的资源条件与产业布局，依托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成立强村公司，对资源进行统一整合、发包及收支管理，从而加速产业联营，推进强村富民进程。引入国有资本持股或控股，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资金和运营优势，借鉴国有企业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进行村企共建。

科学经营管理，提高跨域强村公司运行效率：推行精细化的运营策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跨域强村公司管理人员的选拔与配置工作，同时在运营进程中稳步吸纳职业经理人和专业员工，持续优化并强化专业管理团队的结构。推进数字化管理，加强数字化运营平台、信息平台、监管平台建设，以数字化手段提升跨域强村公司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效果；建立联合发展机制，打破地域壁垒和行政区划，为跨域强村公司实现跨域资源整合、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等一体化运行管理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面临的挑战

浙江强村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引起自身后续发展的重视以及其他地方学习注意避免。

人才短缺问题：强村公司发展面临人才不足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孝丰镇创新性地采取了入股方式，让村后备干部轮流到强村公司任职。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建立更完善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同质化竞争风险加剧：强村公司的迅猛发展，伴随着同质化竞争风险的日益显著。强村公司亟须探索避免同质化竞争之道，以构建独特的差异化优势。

风险防控机制不足：强村公司作为市场化主体，面临各种经营风险。加强风险防控机制，确保集体资产安全无虞，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义乌市推出的强村公司一体化管理平台，在风险防控方面展现了积极成效，但仍存有改进空间。

区域发展不平衡：强村公司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资源匮乏地区如何利用强村公司推动发展，是当前亟待攻克的关键课题。"飞地"抱团模式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仍需进一步推广和完善。

七、结语

浙江强村公司的实践探索有力证明，借助改革创新与市场化机制，农村集体经济能够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及农民共同富裕筑牢坚实基础。这一经验不仅对浙江有意义，对全国其他地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期待浙江强村公司继续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阔步前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