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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现代化】张海鹏 | 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来源: | 作者:编辑部 | 发布时间: 2026-04-04 | 169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分享到:

原文载于《国家治理》2026年第6期

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张海鹏

摘  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需重点从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创新治理手段、夯实要素支撑四个维度发力,筑牢乡村善治根基,有效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关键词: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乡村兴则国家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2]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深刻变革,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方面,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既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基石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部分与整体或手段与目标的关系,而是同向同行、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二者在逻辑上递进关联,在实践中辩证统一。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人口流动日趋活跃、群众诉求更加多样,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和有效性,是应对乡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激活乡村发展潜能、释放乡村振兴活力的关键举措。[3]“治理有效”不仅要求治理方式更科学,而且要求治理结果更有效。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够提供健全的法治保障、清晰的产权制度、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等,为乡村产业发展、资金支持、人才回流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激发村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种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具备更强的韧性、包容性和学习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能够动态调整、精准施策,有效化解矛盾、防范风险,保障乡村发展进程平稳有序。

乡村治理现代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基础支撑。以制度供给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兴旺注入确定性;以组织嵌入强化动员能力,为生态宜居构建长效管护机制;以价值内化引领公序良俗,为乡风文明确立行为边界;以权益保障促进分配正义,为生活富裕筑牢公共服务底线。同时,乡村全面振兴的宏伟目标,对乡村治理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产业振兴要求治理体系能够适应产业融合和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需要;人才振兴要求治理环境能够吸引人留住人成就人;文化振兴要求治理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念;生态振兴要求治理机制能够有效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组织振兴要求强化与优化治理主体自身。乡村全面振兴通过产业重构、人才回流与数字赋能,为治理现代化拓展多维实践空间。新业态催生经济治理新课题,多主体回流推动共治格局重塑,数字技术则延伸智慧治理的效能边界,进而推动乡村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跨越。

我国乡村治理总体进展以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我国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固本之策,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

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建强。行政村党组织设置更趋规范,带头人队伍素质明显提升,党对村级各类组织的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山东省成武县汶上集镇推行“跨村联建”,构建“片区党委—联建专班—村党支部”三级组织架构,通过能人跨村任职统筹资源,将散落的党建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小石村依托“1331”工作体系,将全村划分党建网格,党员化身“红色管家”下沉治理末梢,在矛盾调解、产业发展中当先锋,让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主心骨。

村民自治实践持续深化。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成的自治组织体系全面覆盖,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各项制度落实有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不断拓宽。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打造“咱村铺仔”,赋予乡村小卖部政策宣讲、村民议事等功能,让“铺仔”成为基层治理的微阵地。浙江诸暨市创新推行重大事务“三上三下三公开”、日常事务“问议办评”、应急事项“即事即议”的“三事分议”村务治理办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建设群众会客厅、开通民生热线,打造“漕我说”品牌,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乡村社会风尚向上向善。村规民约实现全覆盖,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文明村镇创建广泛开展,富有乡土特色的文体活动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有效化解了基层矛盾纠纷。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结合千年茶馆文化,探索出“七步调解工作法”,建立灵活协调机制,形成以“小茶馆”促“大和谐”的积极局面。浙江省桐乡市针对婚丧宴请大操大办问题,发挥村规民约与百姓议事会作用,在文化礼堂等载体上打造节俭办酒新场景。江西省婺源县创新实施“微家训”工程,引导8万余户群众晒出家训,形成“户户好家风、村村好民风”的文明气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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