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历史演进与现实实践的双重维度,论证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产业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以及对新时代各地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揭示产业振兴何以成为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文章认为,产业振兴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人才回流、文化激活、生态改善、组织强化的物质基础。唯有抓住产业这个“牛鼻子”,方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画卷。
关键词:
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历史演进;三产融合;共同富裕
引言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系统阐述了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的科学内涵,明确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这一论断,犹如春风拂过广袤田野,为新时代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七年过去,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我们更能体悟这一判断的深远意义。从黄土高原的苹果园到海南黎寨的山兰稻,从胶东半岛的渔业小镇到浙东山区的民宿村落,无数生动实践反复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正如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产业兴旺始终是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的“题眼”。
一、历史回响:乡村产业发展的三次跨越
要理解产业振兴何以成为核心抓手,需将其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审视。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从“以粮为纲”到“三产融合”的三次历史性跨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乡村产业的核心是“增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引领下,农业承担了为工业积累原始资本的艰巨任务。据测算,1952年至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资金达3747亿元,超过1978年全年GDP总量。这一时期,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乡村不仅是粮食生产基地,更通过大办社队企业,孕育了后来乡镇企业的雏形。河南红旗渠的修建、黑龙江北大荒的开垦,无不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工业基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一阶段,产业的意义首先在于“吃饱饭”“有衣穿”,在于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最基础的支撑。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村产业的关键词是“搞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1984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取消,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1996年,国家启动乡镇企业“贸工农”出口商品基地建设专项贴息贷款,推动乡村产业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到20世纪90年代末,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主流,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遍地开花。这一阶段,乡村产业从单纯的种植养殖向加工、流通延伸,农民不仅种地,也开始“办厂”“经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产业进入了“融合”的新阶段。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标志着乡村产业从线性发展转向跨界融合。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产业兴旺”为总要求之首。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首次系统提出乡村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从此,乡村产业的内涵极大拓展:不再是简单的农业,而是涵盖一二三产、融合生产生活生态、贯穿原料到市场的完整产业体系。
这三次跨越,清晰地勾勒出乡村产业从“附属”到“主体”、从“单一”到“多元”、从“生产”到“融合”的演进轨迹。历史告诉我们:乡村的凋敝,往往始于产业的衰退;乡村的复兴,必然源于产业的勃兴。
二、现实映照:产业振兴何以成为“核心抓手”
如果说历史揭示了产业振兴的必然性,那么新时代的实践则证明了它的有效性。产业振兴之所以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在于它具有“一子落而满盘活”的牵引效应。
首先,产业振兴是人才回流的“强磁场”。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但长期以来,城乡发展差距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年轻人为何离乡?归根结底是家乡缺乏发展的机会。只有当产业兴起来,就业岗位多起来,创业空间大起来,人才才会“燕归巢”。
广西玉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生动注脚。2023年8月,玉林市将“玉商玉工回归”作为“一号工程”高位推进。到2025年,730个回归项目落地生根,1344.09亿元投资注入桂东南,带动8.91万名玉工返乡创业就业。在广西北流西埌镇木棉村的百香果加工厂,流水线上忙碌的陈梅感慨:“以前在广东打工,一年才得见孩子一面;现在家门口做工,月薪4000多元,更重要的是每天都能陪伴孩子。”这8.91万返乡者背后,是数万个团圆的家庭,是乡村重新焕发的生机。产业回归带动人才回归,人才回归又反哺产业升级,这正是“以产聚人、以人兴业”的良性循环。
其次,产业振兴是文化传承的“活载体”。 乡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根脉所在,但许多传统文化正面临传承断层的危机。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产业是最好的载体。
海南琼中山兰稻的故事令人动容。山兰稻是黎族先民在海南热带雨林气候区长期培育的旱稻品种,承载着千年的农耕记忆。然而,这一古老品种曾面临种质资源流失、传统种植模式受限的困境。2017年,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统被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当地政府联合海南大学科研团队,抢救性收集300余种山兰稻种质资源,建立社区种子库。更关键的是,他们让文化遗产变成了“文化资产”——酿酒企业以古法酿造为基础,融合现代生物发酵技术,开发的山兰酒进驻五星级酒店;山兰稻作文化融入乡村旅游,2024年首届山兰稻文化旅游节带动消费超500万元。千年稻种,因为产业而焕发新生;黎族文化,因为市场而得以传承。这启示我们:保护传统文化,不能只靠“输血”,更要培育其“造血”能力。
第三,产业振兴是生态改善的“转换器”。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产业是转化的桥梁。陕西延安安塞区南沟村的蝶变,见证了这一转换的神奇。
这座曾被贴上“交通难、卖粮难、娶妻难”标签的陕北山村,立足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苹果最佳优生区”地理优势,引进矮化密植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昔日荒坡变成硕果累累的“花果山”。2023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4653元跃升至21500元。更难能可贵的是,农旅融合让生态效益进一步放大——菊花展、格桑花节、篝火晚会吸引游客如潮,植物迷宫、沙地摩托点燃亲子经济。从“三难”到“三变”再到“三赢”,南沟村的实践告诉人们:保护生态与发展产业并非零和博弈,只要找对路径,生态优势完全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第四,产业振兴是组织强化的“压舱石”。 农村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关键看有没有凝聚力;凝聚力从哪里来?很大程度上来自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集体经济空壳的村庄,党组织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而产业发展好的村庄,党组织一呼百应。
山东临沂的片区化实践颇具代表性。自2019年起,该市以乡镇为单元,每年重点扶持24个片区,通过规划、环境、产业、组织、资源“五个连片”,推动村庄从“单兵作战”转向“集团推进”。临沭县曹庄镇“好日子”片区,以朱村为核心实施“一村带九村”,村集体收入年均增长30%。产业连片发展,不仅带来了规模效应,更促进了基层组织由“弱”变“强”、由“散”到“聚”。正如当地干部所言:“产业兴旺了,集体有钱了,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强了,党组织的威信自然就高了。”
产业兴,则人才聚;产业强,则文化彰;产业优,则生态美;产业旺,则组织固。这四重效应,共同构成了产业振兴作为核心抓手的底层逻辑。
三、路径探索: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重构”
明确了产业振兴的核心地位,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抓好产业振兴?透过各地实践,三条路径日益清晰。
一是以全产业链思维重构农业。 传统农业的困境在于“只产原料、不赚利润”。破解之道,在于向二三产业延伸,把附加值留在县域、留给农民。福建的实践值得借鉴。2025年,福建新增闽南乌龙茶、福建大黄鱼2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省累计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3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个。从一朵菌、一粒果到一羽鸡,福建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向适宜区集中、向产业园区集中,实现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永安市的“一根竹”撬动百亿元产值,2000多种笋竹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这正是产业链延伸的力量。
二是以科技赋能重塑竞争力。 乡村振兴不能停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必须插上科技的翅膀。在陕西吴起县,2025年成功完成纯血和牛胚胎移植156例,产下16头牛犊,实现了县内纯血和牛“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在福建,自主选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圣泽901”打破欧美长达数十年的种源垄断,蛋禽养殖机器人“木鸡郎”扬帆出海。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改写乡村产业的天花板。
三是以融合发展拓展新空间。 乡村的价值不止于提供农产品,还在于提供生态产品、文化产品、体验产品。四川大竹县乌木村以“农业+文旅+康养”融合发展为路径,引入浙江乡村运营官担任公司CEO,打造“轻旅游、微度假”村奢旅游目的地,2025年上半年“赶村”游客超15万人次,营业总收入达1200万元。当乡村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卖体验”,发展的空间豁然开朗。四、未来展望:在守正创新中行稳致远
站在2026年的门槛上眺望,乡村产业振兴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需警惕潜在风险。
要警惕“同质化”陷阱。 一些地方发展产业盲目跟风,看见别处种什么赚钱就跟着种什么,结果往往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产业振兴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正如“千万工程”经验所揭示的:只有根植于本地实际、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产业,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要防止“富了老板、丢了老乡”。 产业振兴的根本目的是富民。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模式,都必须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南沟村的“三变”改革、琼中的“政府+企业+农户”模式、玉林的“玉工回归”工程,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带动起来。
要破解“要素短缺”难题。 人才、资金、土地仍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落实这些部署,需要在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服务创新、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
回望历史,从红旗渠畔的拓荒到乡镇企业勃兴,从农业产业化推进到三产深度融合,中国乡村产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展望未来,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农业强国,产业振兴始终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
诚然,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五大振兴缺一不可。但没有产业振兴的物质基础,人才可能再度流失,文化可能失去载体,生态可能无力保护,组织可能缺乏感召。正如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所指出的,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而无论采取何种推进方式,产业始终是那把最关键的“钥匙”。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辛弃疾笔下的田园诗意,也是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今天的我们,正以产业振兴为笔,在广袤的田野上续写新的“丰年”。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逻辑,更是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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