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社会文化尤其是乡村文化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其官文化和小农意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改造，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造，我国逐步形成了“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由于落后社会意识形态的滞后性、市场经济的自发逐利性、反华势力的文化渗透、社会转型引发的多元价值观冲突以及优秀文化产品结构性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还存在一些消极现象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以实用主义价值为目标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现象仍然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相较于城市，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文化振兴的任务颇为艰巨。

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振兴主要面临如下现实困境：

第一，文化主体迷失。乡村文化振兴语境下，本应作为核心推动主体的村民出现了方向感缺失、角色认知模糊、能动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由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引致的。从经济维度审视，农业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挑战，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机会稀缺且质量不高等经济困境使得村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维持基本生存上，很难顾及文化建设，村民对自身在文化振兴中的主体地位、能力和价值缺乏全面深入的认知。从文化观念维度观察，一些保守、封闭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村民思想，而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强力冲击，又令乡村文化价值遭受质疑，村民参与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有所消解。从教育维度剖析，城乡教育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差距显著，乡村学校分布不均衡、教育设施简陋、师资队伍不稳定等因素导致乡村教育质量难以提升，这使得村民教育程度受限，难以精准洞悉文化振兴的深远价值、核心功能与实践路径，文化建设方向迷茫。从代际传承维度分析，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代际衔接断层问题日益严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乡村年轻人入城，“村落空心化”和“居家老人化”问题凸显，年轻一代本应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力量，而其流失致使文化主体缺失，从而导致乡村文化发展根基动摇。从社会变迁维度探究，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传统社会关系渐趋松散，集体互助模式趋弱，私利导向逐步凸显，文化建设集体行动难以组织，村民参与积极性受挫。此外，现代传媒信息洪流涌至、良莠混杂，村民在文化价值判断中缺乏有效引导，致使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动力严重缺失。

第二，文化内容失宜。我国乡村主流文化以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重要构成，其传承创新对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意义重大。然而，当下乡村文化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其要素与表现形式存在诸多不适宜之处：其一，落后文化在乡村有所回潮。部分地区封建迷信观念如婚丧嫁娶中的迷信仪式、风水堪舆等现象重现，这些问题耗费村民的时间与金钱，侵蚀思想意识，阻碍科学知识传播与现代文明进程。其二，低俗文化不断侵蚀。网络在乡村普及过程中，低俗视频、虚假信息等不良内容传播，严重污染乡村文化生态，对村民尤其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极大。其三，道德与乡风失范现象频现。受市场经济冲击，部分村民价值观扭曲，诚信缺失、家庭道德观念淡薄、邻里不睦现象多有发生，且一些乡村公共秩序较为混乱，环境卫生及公共设施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这反映出乡村文化内涵规范和外延的模糊性与价值选择困境。

第三，文化治理内卷。我国乡村构建的德治、法治与自治协同治理体系已初显成效，但尚不完善，其文化治理内卷化现象较为严重。其一，先进文化在乡村的传播和彰显不足。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进文化在乡村落地，但因宣传方式和渠道局限，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难以深入全部村民内心并将其转化为日常行为规范。而且，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一些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增加了先进文化引领难度。其二，部门利益化与小农自私性等逐利行为对乡村社会关系产生负面效应。部分部门聚焦自身利益，在资源调配、项目推进中欠缺统筹，致使资源虚耗与效率低下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受小农思想桎梏，部分村民重眼前私利，集体事务参与消极，引致乡村社会关系紧张，伦理道德异化，村民信任互助精神式微，内心失落感滋生。其三，乡村部分基层党组织、党员的政治引领示范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文化建设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和有效措施，部分党员在文化活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在弘扬先进文化、维护乡村道德风尚等方面未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这往往导致乡村文化活动开展不足，活动形式单一，乡村人际关系变得陌生、松弛，村民之间关联性降低，呈现原子化态势，文化治理内卷特征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