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创行动研究

重构乡村振兴的“铁三角”：从行政包办走向党建赋能、集体有力与村民有位

      安财乡建院首席专家赵守飞

       内容摘要：当前乡村全面振兴工作面临深层瓶颈，根源在于长期形成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两条腿长，而“有力政党、有力集体、有位村民”三条腿短的失衡格局。政府过度包办与行政化下沉，导致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村集体经营能力虚化、村民主体地位悬空，基层陷入“干事者担责、诬告者得利、闹事者通吃”的治理泥潭，基层干部心寒乏力。本文指出，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工作重点果断转移到“乡村党组织有力、村集体有力、村民有位”这一核心目标上来。操作机制在于：推动政府力量合理退界，从“大包大揽”转向“依法监管与精准支持”；以党建引领重构村规民约的刚性权威，推行积分制党建与积分股份制，让好人有好报、让越界者受惩戒；实质性地激活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其在市场化经营中具备群众组织力与利益分配权，最终实现法治、自治、德治的深度融合，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

       关键词：乡村振兴；党建引领；村集体有力；村民主体地位；积分制；基层治理失衡

      当前，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已进入深水区。我们在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产业引入等方面投入了巨量资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组合拳打得有声有色。然而，很多地方的工作推动却日益感到吃力，仿佛陷入了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越干越吃力，干事的心越干越寒凉”，表面看是任务重、考核严，深层次看，是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重心出现了结构性偏移。

      我近年来的调研发现，当前乡村建设的主要矛盾，已从“资源不足”转化为“治理失衡”。具体表现为：政府力量过度延伸，替代了村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和群众组织力；行政考核的刚性约束，消解了村集体的经营自主权和村民自治权；而最致命的，是公平正义的底线失守，“老实人吃亏、闹事者得利”的逆向激励，正一点点吞噬着乡村的元气与基层干部的初心。因此，校准工作重点、重塑操作机制，已是刻不容缓。

     一、 重塑工作重心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必须是村庄本身。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主要着力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两个维度。政府通过项目下乡、行政督导，几乎是手把手地在推着乡村走；市场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试图激发产业活力。这固然带来了短平快的成效，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政府包办过度导致村民“等靠要”，村党组织和村委会高度行政化，变成了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离群众越来越远。

        而真正支撑乡村可持续振兴的另外三条腿——“有力政党、有力集体、有位村民”——却严重滞后。村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悬浮于具体事务之上，难以深入群众灵魂；村集体缺乏市场经营力，守着资源受穷，无法给村民带来实际分红，导致群众组织力虚弱；村民的权利与责任长期割裂，只愿享受公共服务，不愿履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这种“两腿长、三条腿短”的瘸腿走路模式，是当前乡村振兴工作遭遇瓶颈的深层症结。

      二、 基层治理“寒心”背后的制度性失衡

      基层干部为何心寒？不是因为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委屈感：干事不被认可，担当缺少保护，公道难以伸张。

      这背后，是执纪问责与信访处置的严重失衡。一方面，部分执纪存在机械化、教条化倾向。基层干部为了盘活集体资产、推动项目落地，在政策夹缝中寻求变通，稍有程序瑕疵、台账缺漏，便被不问初心、不论实绩地“一刀切”追责。“以案促改”异化为束缚干事手脚的工具，形成了“干事有错、无为无过”的畸形导向。另一方面，信访处理中过分迁就“维稳”指标，少数谋取私利者借缠访闹访、恶意举报挟持基层干部，屡屡得逞却几乎“零成本”。当坚守规矩的老实人处处吃亏，不守规矩的投机者蛮横获利，当履职干部被无理举报后只换来一句“和为贵，不要与其计较”的安抚，这种治理导向无异于扬汤止沸。它不仅让基层干部寒了心，更从根本上动摇了乡村的伦理道德底线，让乡风文明建设成为空谈。

        三、让“有力政党”引领“有位村民”重塑“有力集体”

          面对困局，我们必须果断切换赛道。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操作机制，应聚焦于以下三点：

       第一，让乡村党组织“有力”：从行政执行者回归政治引领者和群众组织者。

       乡村党组织的力量，不应只体现在填报表、迎检查上，而应重铸其政治领导力与思想引领力。最关键的一招，是深度推行积分制党建。将党员管理、村民自治与集体经济分配有机融合，建立系统化的正负面积分体系。党员带头遵规守约、参与公益获正向积分，违反村规民约、无理缠访闹访者实行负向扣分。党组织依规掌握积分的评价权与运用权，让积分直接关联集体分红、福利待遇与政治荣誉。这能让党组织拥有实实在在的“话语权”，让“听党话、跟党走”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联结，让基层治理从干部的“独唱”变成党组织引领下群众的“合唱”。

        第二，让村集体“有力”：从空壳化组织蜕变为实体化经营主体。

        要下决心推进积分股份制改革，将沉睡的集体资源彻底激活。政府要有序退出手把手包办的产业经营，把发展权还给村集体。村集体通过资源整合、资产盘活，以股份合作形式对接市场。村民不仅是打工者，更是股东。集体的经营收益，严格按照“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相结合，并以积分作为调节分配的核心依据。当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村民就能获得真金白银的分红，集体的市场经营力、社会服务力就会自然生长。村“两委”干部只有带领大家把蛋糕做大分好，其威信和群众组织力才能牢牢树立。

       第三，让村民“有位”：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权利义务统一的主体。

        必须打破“等靠要”和“无理闹三分”的恶性循环。要让村民“有位”，首先是保障其参与议事决策、监督集体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其承担遵守村规民约、维护集体利益的义务。我们要借助积分制系统，把“好人有好报”制度化，更要把“不守规矩者受惩戒”刚性化。对于恶意诬告、缠访闹访侵占集体利益者，不能仅靠口头劝导，应通过村规民约规定、全体村民决议，将其与积分扣减、集体福利暂停、失信行为公示等实质化处置挂钩。只有让规矩带上高压电，为担当者撑腰，惩处越轨者，才能正本清源，提振乡村正气。

       四、 政府归位：从“大包大揽”转向“依法边界守护”

      强调党建与集体有为，并非要政府甩手不管，而是要求政府精准归位。政府的重心应从“包办运动员”转为“裁判员和监督员”。在硬件建设上，政府应继续发挥基础保障作用；但在产业发展、村庄治理等软性事务上，要克制行政干预的冲动，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依法监管，守住土地使用、生态环保的底线；二是支持赋能，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金融、人才、技术培训和启动资金等政策支持；三是兜底正义，坚决纠治“谁闹谁有理”的信访恶习，精准落实容错纠错机制，保护改革者、支持实干者、惩治诬告者。当政府守好边界，为“党建+集体+村民”这一新三角腾出空间并提供坚实后盾，乡村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被激活。

       乡村全面振兴，绝不是简单的物质堆砌，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重构。我们要追求的不只是路灯马路、短期的产业数据，而是村党组织的号令能一呼百应，村集体的经济实力能惠及每一户人家，每一位勤恳守法的村民都能享有公平正义和尊严体面。这需要久久为功、难以量化的韧劲，更需要我们果断调整政绩观，敢于触碰深层矛盾，将用力方向真正转向培植乡村内在的“有力政党、有力集体、有位村民”这铁三角。唯其如此，才能为乡村留下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一套永不失灵的治理机制，一个正气充盈、活力迸发的善治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