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向德平，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周会丽，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三期

摘要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期破解农村“空间布局小､要素资源散､发展动能弱”的关键举措，是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整合-协同-赋能”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本质上是整合逻辑､协同逻辑与赋能逻辑的递进衔接､相互嵌套。整合逻辑通过重组空间单元与关键要素，为片区化推进提供结构性前提;协同逻辑通过促进多主体利益联结与行动联动，构成其有效运转的核心机制;赋能逻辑则通过制度供给与能力激活，保障片区化推进的持续运行。研究分析片区化推进在要素配置､产业协同与治理赋能等方面面临的现实约束，并从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整体效能与激发内生动能等方面提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村发展的空间形态与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发展､生态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日益呈现跨村域､连片化的特征。产业链构建需要要素集聚与区域协作，单个村庄在资源禀赋与市场能力上往往存在明显局限;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往往需要以流域或生态单元为尺度进行统筹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亦逐渐从单村配置转向跨村共建共享，以提升规模效益与服务可及性。在这一背景下，传统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以项目制为主要抓手的推进模式，逐渐显现与现实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具体而言，既有治理模式在应对跨区域､系统性发展任务时，面临明显的“尺度不匹配”问题:一方面，资源配置往往依循行政层级与条块体系展开，容易在实践中强化“强村恒强､弱村恒弱”的分化格局;另一方面，项目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专项投入效率，但也容易导致产业发展与治理事务呈现碎片化倾向。同时，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进一步增加了跨区域协同的制度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配置的重复与低效。由此带来的关键问题是，在保持行政建制稳定的前提下，如何突破行政村边界的刚性约束，实现跨村域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系统性治理。

围绕这一现实需求，近年来各地逐渐探索出“跨村联建”“片区统筹”等实践形式，尝试通过跨村域合作推动资源整合与功能协同。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关注乡村发展单元的重构问题。已有研究从村庄分化与整合､基层组织创新以及县域层面的片区化实践比较等角度，对跨村协同发展的实践形态进行了有益讨论。这些研究揭示了跨村域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但总体上仍以政策阐释或经验描述为主，对于片区化运作的内在机制及其治理逻辑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解释。在政策层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这一政策导向标志着乡村振兴进入以系统推进､整体提升为特征的全面振兴新阶段，农村工作重心正从以“补短板､抓项目”为主的点状投入转向强调系统能力建设与整体功能提升的综合性推进路径。

事实上，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的原则，将多个村庄整合为统一发展单元，通过统一规划和资源统筹，推动产业协同与共建共享，形成抱团发展的组织与发展模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功能性尺度重构。它既不同于连片开发的项目化､临时性特征，又超越了区域推进的行政化､层级化局限(表1)。其核心在于在不改变行政村建制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功能性的发展单元，实现资源配置从“条块分割”向“系统集成”的转变，治理重心从“单村达标”向“区域赋能”的跃升，发展逻辑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的转型。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重要转变的研究多停留在政策阐释与经验描述的层面。虽有研究关注跨村联建的实践案例，但对片区化运行的深层机制､内在逻辑尚缺乏系统性的学理分析。基于此，本文引入尺度重构理论，构建“整合-协同-赋能”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揭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内在机制具体如何运作，以期为乡村振兴的区域实践提供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视角。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尺度重构理论

尺度重构(Rescaling)作为理解空间治理变迁的重要理论视角，其核心关注点在于治理活动如何突破既定的空间层级与组织边界，通过多尺度之间的动态调整来应对复杂化的社会经济任务。该理论强调，治理尺度并非自然存在的空间容器，而是社会关系､制度安排与权力结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断博弈和重塑的结果。从理论源流看，尺度重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全球化与国家空间重组问题的反思。Smith通过提出“尺度政治”概念，揭示了不同空间尺度在权力竞争与资源配置中的政治属性;Brenner则进一步系统阐释了国家空间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的“上推”“下移”与重组机制，指出治理权力并非单向集中或下沉，而是在多尺度之间持续调整。与此同时，Swyngedouw等学者通过“全球—地方”关系的再概念化，强调尺度并非固定层级，而是可以通过制度安排与行动策略进行灵活建构。由此，尺度重构理论逐步完成了从解释宏观空间结构变迁向分析多层级治理灵活性的理论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