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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联等: 推进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与经验——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分析
来源: | 作者:编辑部 | 发布时间: 2026-08-09 | 61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分享到:

文章标题:推进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与经验——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分析

作者及单位:胡联,安徽农业大学中国合作经济研究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现代化研究院;陈希望、朱婷,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何安华,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倪国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引用格式:胡联、陈希望、何安华、倪国华、朱婷,2026:《推进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与经验——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选题背景和意义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工作期间推动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自2003年启动以来,历经二十余年持续推进,从最初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逐步迭代升级为“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乡村全面振兴系统工程。2024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与推进机制,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长效机制。目前,“千万工程”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策梳理与定性经验总结,鲜有研究对其政策效应进行严谨的量化评估,更缺乏对其内在作用机理和异质性影响的深入剖析。“千万工程”的实施是否有效推进了乡村全面振兴?其内在机理是什么?不同资源禀赋的村庄在政策受益上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如何影响“千万工程”经验的可复制性和推广路径?回答好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科学评估“千万工程”的真实成效,更能为全国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地学习运用这一经验提供坚实的依据。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重大现实需求,系统构建了“千万工程”影响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大样本微观数据和前沿因果推断方法,力求揭示“千万工程”成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新时代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学理支撑和政策启示。

//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文采用“宏观+微观”的识别策略,宏观层面运用合成控制法(SCM),通过为浙江省赋予一组最优权重构造未实施政策的合成对照组,从而估算政策的净效应;微观层面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及其动态扩展模型,识别政策冲击如何影响村庄的乡村全面振兴水平。本文研究发现,“千万工程”政策的实施使得浙江省乡村全面振兴水平相比其他省份每年都有额外增长,这表明“千万工程”显著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机制分析显示,“千万工程”主要通过村干部能力提升、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土地增值收益和村庄社会治理优化等途径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村干部能力提升效应是“千万工程”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千万工程”政策对平原村、城郊村、高转移支付村及人口净流入村的改善效果更明显。这说明“千万工程”并非采用“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其成功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构建“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架,并实证检验了“千万工程”通过村干部能力提升效应、集体经济发展效应、农户土地收益增值效应和村庄社会治理优化效应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丰富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研究。第二,验证了“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并进一步识别出在政策实施中受益更多的村庄类型,且该异质性与村干部能力相关,为“千万工程”未来的经验推广提供了参考。第三,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框架:立足村庄资源禀赋,强化顶层设计与持续投入,聚焦村干部能力建设,通过差异化与组团发展模式协同推进。

//政策启示和建议

本文针对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做到因地制宜、科学分类。 各地不能简单照搬浙江某个村庄的具体做法,一方面,要整合卫星遥感、政务统计、田野调查等多源数据,对每个村庄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治理水平进行精准画像。另一方面,要科学分类: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村庄,优先从改厕、垃圾污水治理入手;对产业有特色但产业链条较短的村庄,可集中资源引进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和电商营销;对党支部软弱涣散、群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的村庄,则要推动党建引领与网格化治理深度融合,完善村民议事和监督机制,率先激发内生动力。第二,必须把村干部能力建设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乡村建设应重视村干部这一基层领头人的培养,现实中,上级政策好、资源投入多,如果村领导班子的执行力弱、思路不开阔、群众缺乏信任,政策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因此,应构建村干部“选—育—管—激”的全周期培养体系,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其政策执行和集体经济管理能力。同时,建立与集体经济增收挂钩的绩效奖励制度,培养出真正懂农业、爱农村、善治理的优秀村干部。第三,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激活村庄造血功能。“千万工程”的经验不是政府长期输血,而是培养村庄自身的造血能力。对城郊村和园区村,应重点盘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自建物业、合资共建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设施和人才公寓等方式发展物业租赁经济;对较远农村,可由村集体牵头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入龙头企业开展规模化、品牌化种养,村集体提供统一的农资采购、农机调度、技术推广和初加工等社会化服务;对生态文旅资源突出的村庄,可将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开发为民宿、研学基地和康养项目等,村集体以资源使用权折价入股并建立保底分红和阶梯分成机制。第四,结合差异化和组团式发展,既注重“一地一策”,也重视“抱团取暖”。村庄的差异化发展可以从深挖人文历史文化、利用地形地貌等方面入手,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实现“一地一策”。要对青年返乡形成足够吸引力,还需要在村庄分类的基础上,由政府规划部门牵头,不以行政村界为限,进行区域性功能整合。根据地理邻近、产业关联、功能互补原则,将多个村庄规划为同一个发展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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